|
|
 |
崔子范
如果说大师只是一架战车的话，那么，大师逝后，这架战车便会深陷在历史的泥淖里，等待着推其向前的人。作为平庸时代的推车人，崔子范自有其不同凡响处，也就自然有了崔子范现象。
其实，所谓的“崔子范现象”是指他在吴昌硕、齐白石这两架战车前，把大写意花鸟往粗、拙、朴、简的境界中更加推进了一步。如此说来，崔子范定是学富五车之人了。否则，谁又能担此大任?然而，无论是《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崔子范》卷，还是《崔子范谈艺录》等书，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崔的学养，甭说“五车”，恐怕“一车”也难说。行伍出身的老先生入伍前是农民，解放后当了官，其经历就像我们早已知道的所有那些素朴的“革命干部”一样平淡无奇。但是，1956年，国家决定建立北京中国画院(北京画院前身)时，他弃官从艺，参与筹建，并由此成了职业画家。仅此一项，似乎也难说明崔子范得以推车向前的理由。那么，它又会是什么?
思来想去，或许只有“革命”二字。这就如同农民起义加速了改朝换代一般，崔子范的军旅生涯无形中酝酿了他攻坚的勇气与智慧，以及把握画面全局的能力。此外，早期的农村生活经验以及后来的职业艺术家身份，三者归一，终于使其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于是有了眼前的崔氏花鸟——用色用墨极尽其饱，构图用线又极尽其简并富装饰效果。看来，推动艺术史前进者也未必尽是饱学之士。著名画家王有政先生告诉笔者：崔子范作品实在“吃人”。在广州的一个博览会上，国内一位颇具名头的画家作品与崔老作品并置一处时，居然一下子被吃掉了，昔日威风一扫殆尽。
不过，我也不能不说的是，由于学养的不够丰富，崔老在吴昌硕、齐白石的生、老、拙、辣之后迈出了朴茂、简致一步的同时，尚且缺乏更进一步的深度。这就使其作品中如《杏花春雨》、《艰苦岁月》类的杰作太少，多数作品在简致的同时不能免去简陋之憾。此外，为求老气，崔画亦有“鼓钉暴绽”之弊。石壶说：“画之苍老，是在稳健、准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能落笔成趣。反之，画得鼓钉暴绽，不是苍老，而是俗气。”崔老以及学崔老者当为此惊。
陈子庄
中国当代画家中最具魏晋风神者，当推陈子庄。如若不信，你就不妨先读几句：
——我死之后，我的画定会光辉灿烂，那是不成问题的。
——王朝闻说齐白石的虾画出了半透明体，此直外行之谈。
——徐悲鸿的马过熟，都是那一匹，画穷了。
——郭味蕖画画着重填补，小趣味，等于乡下姑娘扎红头绳，穿花衣服。
——太史公《报任安书》情调极卑鄙，首先是怕死。然其欲有著作传之后人，意念尚好。
——中国画中为什么寿星都画得矮?寿星属土星，深厚而圆。入山伐木，先砍大者。人高了易碰头，寿星画得矮一点，合乎情理。
——关山月画的梅花，像是从窗口看出去的景，等于照相机镜头的功能。画面有些像过去村姑剪纸梅花，一个方框框填满，无布局，无组织，无境界，无意趣，无动人的内容，无惊人的技能，不是内心先想一种情景再来画，而只是浓、淡两层点起就是了。无意境不能成一幅画。
…………
如果可能，我真想把《石壶论画语要》一书中的警句都摘录于此，让天下人一睹其肝胆，然而，本文不许，它只允许我像石壶那样掏心掏肺地说说石壶。
石壶就是四川画家陈子庄。石壶是其号，诚如其本人所预料的“不成问题”一样，在仙逝10年后，也就是1988年，他的画果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光辉灿烂”起来。
石壶一生，好酒、好书、好武。文功武略，却又偏偏不遇。如此一来，几杯老酒后，倘不“使酒骂座”，他便不仅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上天。石壶不仅骂了，而且骂得很出色，被其“骂”过的潘天寿先生曾有这样一句话：“吾至四川，必晤此人。”为什么一定要见他?当然不是挽袖子抡胳膊，而是因了石壶那不无偏执的深刻。石壶曾经这样比较自己与潘的用笔：“潘天寿硬皴直笔，笔用一面，我是软皴曲笔，八面生风。”的确，由于软皴曲笔，石壶的画能于拙、老的风格中飘出潇洒与松灵。他之画也更求心象，笔到心到，随机成画，无刻板、程式之弊。
1913年，石壶出生于四川荣昌，那个年代出生的画家能够用心读儒、释、道类书的人很多，但能用心读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甚至《齐民要术》等与画学关系并非很大的书的，恐怕就只有石壶一人了。他把书卷中的灵气巧妙地播散于乡土风情，温馨中不乏淡淡的傲慢与潇洒，渐露笑傲气象。遗憾的是，由于武功过高血气太重，石壶终于错过了我一直欣赏也在渴求的笑傲层次——艺术之极境。
靳尚谊
由于毛主席的脸上不能用冷色，故此，“文革”期间几乎沦为“宫廷画师”的现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先生在大量描绘红彤彤的毛主席像后，竟然使自己的眼睛失调了色彩感觉，画什么都红彤彤的。后来，费了牛大的劲儿才矫正过来。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便是与彭彬合作的《你办事，我放心》。然而历史的大大书悄悄合上这一页后，我却反而有些放心不下了，差点儿被“红、光、亮”弄坏了眼睛的靳先生又该如何开始自己的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欧洲，美国扎扎实实地开了眼后，靳尚谊确定了自己的油画新路——肖像，并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的新古典画风。此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塔吉克新娘》、《彭丽媛》、《医生》等作，在这些作品中，靳尚谊更加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某个实实在在的人，而是人性的穿透，他在一种高贵的情致中展示近乎理想的人类品性。此外，在肖像画的背景中，画上宋代山水或其他古董，进而考究传统中国艺术的装饰韵味，这在当代中国油画史上，靳先生也是应该大书一笔的。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此一路画风愈走愈有矫情之嫌。对此，张晓凌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唯美的抒情的面孔，虚假得就像那些面孔上搽的香粉。它(新古典)通过记忆完成了返魅过程，却在画面玩起形式趣味的游戏。说得真好，可是，在此游戏时代，倘若不玩游戏，是否也有犯规之嫌?
作为当下美术界的最高领导，靳尚谊对于艺术发展的贡献或许更在于他对中央美院进行的教改工作而非其创作本身。尝有一言曰：一为文人，便不足观。事实上，那些曾经颇具分量的艺术家也难免陷入此一怪圈：一为官，其艺便不足观。
王炎林
因了法国的野兽派，德国的“桥社”、“青骑兵”，我们有了“表现主义”。于是，画家们为着各自的理想也为各自的私念开始“表现”。身为“表现主义”家族之一员，王炎林最最痛恨的是普罗米修斯，因为他把火种交给了人，而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杀戮与掠夺。可是，普罗米修斯不把火种交给人又该交给谁?老虎?狮子?它们成了主宰后就一定天下太平吗?
或许，王炎林并未反思我们的问诘便开始了自己的表现——愤怒与不屑。他在仿梦语境中为我们设置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不知来自何方亦不知去往何处的神秘人物——他们将负担道义还是助纣为虐?画家没说。但是，通过那张开或者闭上的眼睛，我感到了画家的愤怒以及愤怒之后的不屑——对于恶人。
由于痛恨，由于灾难，由于人之为人的世界已然脏得如同一块久未漂洗的大抹布，炎林的画面也就失去了洁与雅的理由，可是，生命的热度、良知的力量、道德的义愤却使他那拖泥带水的笔墨有了质疑的立场——人何以如此?
炎林以及炎林的朋友都曾告诉我，炎林最怕杀生，哪怕是杀一只鸡。然而，他却敢看杀人——杀恶人。为此，作为画家的王炎林便在画界有了“绿党”、“兽道主义”的称号。由于他不是用水而是用泪来调墨弄色，且偏爱大红与大黑，致使其画面人物在痛楚的热烈中有了深的冷漠。如此地忽冷忽热，难道不是发疯的先兆?我为炎林捏把汗。
炎林作品的价值在于质疑的立场，在于善，可是，英国的表现主义画家培根早在1954年就创作了《有两片肉的人物》。画中，被劈成两扇的牛身以倒挂的形式组成了门或路的形象，一位戴帽的老人坐在两扇肉的中间。那张开的嘴，模糊的形象似乎就是王炎林画中那些张开或者闭上眼睛的神秘人。不同的是，王炎林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且不说这种方式是否新颖，单是培根的存在就足以说明王炎林的思索尚缺少一种智性的深入，好在炎林已然有所认识，并正日夜苦思着创作的转向。
黄 胄
未读万卷书，却绝对行了万里路的黄胄，可能真得“走野”了。明明是绘画手段的“速写”，竟在他那里成了绘画本身。由于走得“野”，他之“速写”，倘若“一笔不准，就再画一笔，连画几笔，都不准，最后总有比较准的一笔”。(黄胄语)如此一来，那“较准”以及不准的线条便以复线的形式留在画面之上，进而使其作品更具原生态的野性与粗犷。较之传统的摹古以及徐蒋体系的光影写实手法，黄胄作品也就有了手法与意境上的新意，同时，由于他笔下人物、牲畜多以新疆为版，这就又使他在传统国画的题材上另开一路，自然，也就有了邓拓所谓的“三新”——人物新、意境新、手法新。
黄胄本性梁，名淦堂。由于少时的体育比赛中曾获“炎黄之胄”的锦旗，他便以“黄胄”为笔名，并首先用在为鲁迅《示众》一文所作的插图上。他的堂兄梁斌所著《红旗谱》一书的插图也是他搞的。这些以及散落于其他报刊的插图构成了黄胄艺术的一道小菜，但绝非大餐，他的真正大餐乃是“众声喧哗”的大制作，比如《洪荒风雪》、《庆丰收》、《高原牧马人》、《叼羊图》等，这些作品总能让人感受到特定时代所特有的那种火热的激情。
此外，黄胄有一绝技——画驴。如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吴作人的牦牛一样，“驴”画构成了黄胄的品牌。但我以为，此乃小技而非大道，黄胄的大道还是人，是他用新题材、新手法塑出的新人物。
画家赵振川说：当代画家中只有黄胄的作品是用斧子劈出来的。艺术实践中，黄胄抱定“必攻不守”的信念，在人物画发展史中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符号。但是，由于“不守”——缺乏必要的发酵，他的“必攻”之术也就缺少智性的穿透而难免模式之嫌。
黄胄晚年，一心致力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炎黄艺术馆的建设，这对先生来说或许是有深意焉，但是，大量的基建事务，也许真不是先生应该操劳的。此时，“纸上谈兵”或许更好。
杨之光
旅美画家杨之光曾是广州美院的副院长。其父是国民党的军医。5岁以后，他的继父吴凯声博士更是上海法学界泰斗。其子吴立岚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吴凯声与人谈话两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得一辆小汽车。
1930年刘海粟赴欧举行巡回画展，就曾专门邀请吴凯声飞往法兰克福主持开幕式。后起富婆、原央视主持人杨澜爱人吴征的爷爷就是吴凯声。当我在伊妮的《杨之光传》中翻检这些资料时，便有一种预感，杨之光的画一定会有大上海的洋气。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