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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如我所预料的，较之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些人物画家，比如黄胄、王盛烈、许勇等人，杨之光的作品有着非常浓烈的城市意味，且不说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以没骨法作的女人体——《澜沧江畔》、《女人体》等，单是1962年创作的《浴日图》——两位水兵背对观众伏在船栏凝视朝阳一作就是十足的洋气。即便是1959年获取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的《雪夜送饭》(前两届金章分别为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与黄胄的《洪荒风雪》所获)一作也在乡村的风雪中洋溢着城市的靓丽，至于1970年代的《矿山新兵》更是如此。
作为岭南大师高剑父的关门弟子，由于各种原因，杨之光仅仅是行了拜师礼却并未从剑父处学到真正的东西，他的人物画本事更主要地应该归功于在中央美院时徐悲鸿、蒋兆和先生的训练，“徐蒋体系”内走出的优秀人物画家，杨之光算一个。他在人物画学习中总结出的“四写法则”——写生、速写、默写、摹写——也是“徐蒋体系”这棵树上的一个果。
然而，在洋气四溢的同时，杨之光的画还是有些薄了，气局不大。他的长处在于肖像，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石鲁画的肖像也确是杰作，但这类作品一不小心便入套路。因为，此一技传到他的学生陈振国——广州美院国画系主任——那里，已有模式之嫌。这一点，只要翻开陈为《随笔》杂志每期封二作的文艺群星连载肖像便可了然。或许，艺术的传承与基因的遗传还真是有点儿相同处。稍不留神，传承也就成了遗传——一种艺术上的近亲繁殖。
陈逸飞
当咒骂陈逸飞便足以标明自身品味不俗时，咒骂本身也就成了时髦。或许，也是一种时髦吧，在我过眼的几本谈论现当代美术现象的书中，除却余丁在其《世纪末的回声》里偶尔谈到外，其他的书对其一概免谈。然而，无论媚雅，还是媚俗，在八十至九十年代，陈逸飞都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存在着。它“轰烈”得超出人们的想像，于是，有了神话一说。
神话者何?画卖疯了。陈逸飞创下了在哈默画廊连续五次展览的作品全部售罄的佳绩，而拍卖会上，《浔阳遗韵》拍得137．5万港币；《夜宴》拍得198万港币；《山地风》亦拍得286万港币……不必一一列举了。可能是我们已经穷怕了，猛不丁地见到有人往陈逸飞的作品上扔废纸一般地扔钱时，不管羡慕，还是不屑，一下子失了态，神话呀、商人呀、行画呀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不是纯粹的艺术家与艺术品。其实，抛开扯淡般的神话，陈逸飞的作品并不像一些专业批评家以为的那样不纯粹，且不说曾使其扬名的作品《攻占总统府》、《黄河颂》等，单是经由哈默抬举之后一路走红的作品——水乡风光、音乐人物、仕女等题材类——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纯粹，只是它是陈逸飞个人的纯粹，至于这种纯粹是如何吻合了这个时代的中产情调进而热销的，那是另一回事。对于生长在大上海的陈逸飞来说，温馨、唯美、凄迷、恬静、高贵而又平民的气度，是他想抹也抹不掉的痕迹。故此，当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追求这一格调时，也是自然而然的。即使这一格调中隐约露出“男人唱旦”的马脚也不在苛责之列，你可以不喜他的甜熟，却不能说这甜熟只是一种为了卖价的“迎合”。因为，它是真实的陈逸飞，是陈逸飞的真实。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既是一种英雄式的唱叹，也是一种俗人的眼红。而今，对于陈逸飞的各种类似指责，也常使我暗自发想，真的没有眼红?
朱屺瞻
若论世纪老人，画界之内首推朱屺瞻。1996年，老人悄然而别时，已是105岁，他成了当之无愧的画坛老爷爷。如若有人尚且不解“老笔纷披”之玄妙，那就看看朱屺瞻的画吧，古往今来，对于老笔、老拙之气解释得最为形象，最为详尽，也最为权威的便是朱屺瞻的作品。“老”字一格中，齐白石、黄宾虹等人亦逊一筹。
若论才气与修养，朱屺瞻根本无法与齐、黄等人并论，比如1956年，也就是老人62岁时画的《琅秈十万图》以及69岁时作的《洞庭醉墨楼》等就足以显示出老人作为画家的资质并无过人处，然而，老人长寿，时间弥补了这一缺陷，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步一步挨近“老道”之境。并让人在“老道”之中，领略生命的沉着与淋漓、温厚与和蔼、从容与舒缓。或许真是老得有资格了，老先生晚年作品中竟敢同时使用丙烯、水彩、国画颜料，越老越花花，弄得我等小年轻亦不得不暗翘拇指，嘿，还真有现代感。
但是，对于我等后生来说，无论老拙，还是现代，朱屺瞻的作品只可远观，不可近玩，因为那是老天的赏赐，学是学不来的。
李苦禅
画家，尤其大画家的名字总让人欣羡不已，比如徐悲鸿、傅抱石、林风眠、邱石冥、刘海粟、关山月啦，等等，此之“苦禅”亦让人浮想联翩。对此，我们只能望名兴叹，唉，画家就是画家。
苦禅姓李，原名英杰，英，苦禅是同学赠名。作为齐白石弟子，李苦禅承续的是齐氏粗笔大写一路，这就很容易溯到明代徐渭，苦禅自己亦赋诗曰：“时梦青藤是前身。”由此可见李氏艺术渊源。依据美术史家的考证，李苦禅在画史上的独特之处在于：画鹰时，变鹰眼之圆为方，并夸大比例，凸显其锐猛之气，国人画鹰大都仿此。然而，李氏作品最让笔者折服的还是其去世前的巨制——《盛夏图》(350×600cm2)。此画款题曰：“国家日趋兴盛乃余之愿。祖国古称华夏，想炎夏之际，荷花盛开，乃作荷塘即景，何不题之曰‘盛夏图’。”由此，可看出画家人品与热肠。事实上，抗战时的李苦禅更是热血奔涌，故此，画坛之内，有口皆碑。向以爱钱著称的齐白石亦曾在1926年赠诗曰“苦禅学吾不似吾……苦禅不为(不造其师假画)真吾徒”。但是，李苦禅出身太苦，年轻时还拉过黄包车，学养不厚，却又刚硬有余，这就使其作品在大开大合的气势下，露出了内在的粗率。南京陈传席说：“李苦禅的笔墨功力是有的，他玩笔墨也像一个高明的泥瓦匠玩泥蛋一样容易。”遗憾的是，玩泥蛋的泥瓦匠终是泥瓦匠，因其光“玩”不“味”，而李苦禅作品缺少的也恰是此“味”。
随手翻书，赫然一文——《纪弦的形象将因历史而转变》。纪弦乃台湾诗界泰斗，又是自己素所喜爱之人，于是，也便有了好奇——因何而变？汉奸。原来纪弦就是当年的文化汉奸路易士，其主要职务是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上校联络科长”，负责与日本占领军交际。他还兼任了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代表汪伪政权对苏北百姓作“文化宣抚”。读此，真应了他自己的那句诗：“何其臭的袜子何其臭的脚”。可是，这诗句曾是大学时的我抱着睡觉的宝啊！然而……我真不知该爱还是该恨。这时，翻看书名——《挑剔文坛》，作者孙绍振。且不说那臭袜与臭脚，单是《挑剔文坛》的书名就足以让我心动，因为，我正忙乎的“语画”系列似乎也是一种挑剔，而挑剔的另一说法不就是说长论短吗？如此推演下去，“飞短流长”乃至“长舌男”之说似乎也不难成立。好在《书屋》不是里巷，它有明枪无暗箭。即便决斗，也有裁判，那就是自在人心的是非公道。有了这位裁判，我们也就大可彼此放心地说一声：开枪吧。
齐白石
真佛只说家常话。齐白石的画正是这样一种家常——一个朴实却又颇有手艺的老农民关于个我经验的所感、所忆与所语。他没有太大的学问，但一些大学问家，比如胡适、陈师曾、徐悲鸿等却是他的知心朋友。比之当时的新潮艺术家——留洋派，他连外国大师的作品，甚至是印刷品也没见过几张。但是，毕加索学习中国画时所选择的范本却是齐白石的作品。如果说，中国美术史上只有一位雅俗共赏的艺术家的话，那么，他也只能是齐白石。
白石翁的画绝不故作高深，其情其致就是隔壁老爷爷含饴弄孙时的自足与自乐。至于这自足与自乐中所透出的老人与孩童式的诙谐，则更让人想起黑格尔的一句话：“充分的满足，以及人战胜了自身的矛盾或者摆脱了严峻、不幸的处境之后获得的安全感。”
1917年，55岁的齐白石为避家乡匪乱而定居京城。张勋复辟、北洋政府、五四运动、新文化论争，潮起潮落。然而，齐白石秉持不入潮、“不争论”的立场，并赋诗曰：“谁寇谁王谁管得，庶民无难即君恩。”但是，倘要因此拔高齐白石的民本思想似乎也不妥。因为，在《画葫芦》一诗中，他还写道：“万事不如依样好，九州多难在新奇。”他渴求一方、一时的太平，与其说是为国，不如说是为己。因为，只有太平之中的齐白石才可能有自足与自乐的心境。当然，也是在这份心境中，我们窥到了白石的小市民气。他在《题画黄白菊》一诗中说：
黄金从来有价，白玉自喜无瑕。
多谢秋风得力，一齐吹到吾家。
这种黄金（黄菊喻）白玉（白菊喻）兼收并取，且又不无小市民气的诙谐，该是当代大家中绝无仅有的吧。人说白石吝啬，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锁着，加起来有一斤多重的钥匙也必拴在自己腰上，走起路来哗哗作响，但他不以为忤反以为乐，并刻一印“佩铃人”，难怪江青当年要呼之为“老财迷”。但是，这一近乎变态的吝啬却让我们触摸到了人性的真实。如果没有这小市民式的吝啬，齐白石还能是一位妇孺皆知的大师吗？周作人说：“文人画的毛病是由于以文人兼画师，随后造成画师的文人化，使得他们与人民隔离。”齐白石的高妙在于他把文人与人民的情趣整合为一。他不是超凡，而是入凡，甚至不惜入到人性的小心眼里，他是惟一的一位让我们看到了小心眼的大师。
刘海粟
现当代美术史上，刘海粟的胆气最大，也最急，瓶子尚未装满就已急不可耐地摇荡起来。
1912年，刚刚17岁的他便与乌始光、汪亚尘等创办了第一所正规的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专前身）。不久，又因著名的“女模特儿事件”而声名大噪。当然，胆子也就更大，以致于他常在自己的作品前留下这样的口头禅“好！太好了！好极！”然而，早在1926年，徐志摩就曾致函刘海粟，“……你已经跑到了艺术的海边，你得下决心绷紧了腰身往深处跑，那边你可以找到更伟大的伙伴：凡高、石涛、提香、塞尚。”对此，刘海粟只是“绷紧腰身”，却未跑向深处。这种急不可耐地只在陆地上的“蹦癐”势必局限了刘的成就。那么，刘海粟为何没能“跑向深处”？原因可能很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肤浅。
年轻时，刘海粟以草书笔法画了一头大写意狮子，请章太炎题词。章题之曰：“近看似是石，题之曰狮子；托名于象形，其实是指事。”这种语含讽刺的题词，刘海粟竟浑然不知，而且四处张扬。自然，刘海粟也并非绝对的没文化，他不仅有家学，并且留过洋。这种底子，使得刘海粟也常能对艺术发些动骨的意见，不过，比之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他的见解似乎太过零碎与浮躁。他之为人称道的泼墨与泼彩也似乎更多粗率。说实话，每观先生大作，我都不禁想起金庸笔下的桃谷六仙——爱热闹，也有功夫，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高手，便会差了一成。然而，即便如此，海粟仍然负气自狂。毛泽东不是为傅抱石、关山月二人合作的山水画钦题“江山如此多娇”吗？他就自题自己的一幅画为《江山如此多娇》。他之轰动一时的“十上黄山”也是一种负气、乃至制造新闻效应的结果。“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频频地冲刺、出击‘七上’、‘八上’、‘九上’，在社会上产生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当年的人体模特儿事件。从他九上黄山开始，已经明显不是为了艺术，为了情感的寄托，而是为了数字的赶超——不仅超古人，而且超自己。”（徐建融语）
为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立有拓荒之功的刘海粟或许有资格自傲与自负。但是，浮躁而又肤浅的狂傲酿就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大”——自大而非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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