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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
李可染是那种“把练功看得重如泰山”一般的画家，晚年的他试图创立“苦学派”。但是，此一派的“苦”似乎都下给了他自己。即便其本人愿意燃臂当炬，弟子们也仍然难以在黑黝黝的笔墨里翻越他这座黑黝黝的山。中国美术史上有两座“黑山”，一是清代的龚贤，一是当代的李可染。由于画面太黑，“文革”时批黑画，李可染的作品首当其冲，被人责为“江山如此多黑”。对此，老先生反唇相讥：“没有黑，哪有亮？”的确，没有黑，也就没有了李可染的“亮”——逆光山水。而这正是李可染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独特贡献。在其之前，中国的山水画一直画顺光，只有到了李的笔下，“逆光”才出现。由于“逆光”的强调，可染作品有了“黑、满、重、亮”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他的作品能够与其两位老师——齐白石与黄宾虹先生的作品并置于二十世纪的美术史上，也使其作品标价在拍卖行里一路看好，即便是其两位老师的作品，有时也要避其一舍。这便是历史与市场给予李可染“苦学”的双重回报。
如果说，“逆光山水”的重大意义还更多地体现在艺术本体上的话，那么，他的苦学精神则使其终止了明清以来“文人画”的“丑怪荒率”（陈师曾语）之风，李可染以山一般的厚重与高度为“文人画”所不齿的“画家画”正了名。对此，郎绍君说：“中国的山水画，宋以后一步步走向简化，由境界的真实感转向笔墨的意趣化。李可染借助于西画的写生方式，使自己笔下的境界再度向真实感靠拢——比宋画更富感性真实。”
对于六十年代生人，李可染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作于1976年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浓墨皱擦，草绿著色，给人以仰之弥高的神圣感。可是，也正是在此作品中，李可染留下了板结之柄。其笔线直多曲少，构成画面音响的“瀑布”也由于笔线板硬而被人讥为“冰瀑”。其书法也由于一味地追求运笔的慢与重，而有“锯齿”与“糖葫芦”之病。
李可染有句名言：“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后一句没有异议，前一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李家山水”由于其独特的形态意义而有了自己的地位。这意义是什么？化用一位诗人的话便是：黑墨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用来寻找光明。
周思聪
造化成人也败人。1996年，身为名医之后的周思聪离开我们时只有57岁。她的老师李可染说过，要造就一位大艺术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天才、勤奋、修养、长寿。除却长寿，周思聪都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或许天妒其才，它不愿一个女人把事情弄得太大，于是叫走了她。对此，尘世中的我们只有捶胸顿足了。巧的是，周思聪广为人知的作品也是捶胸顿足时刻的捶胸顿足之事，比如《人民和总理》便描绘的是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看望人民与人民感谢总理的深情与悲情。她在当代人物画史上得以写上浓重一笔的《矿工图》更是饱浸悲愤。这些悲悯之作既显示出周思聪的造型能力，又表现出了她的笔墨功夫。仅此两件法宝就足以使周思聪在80年代的人物画领域扬名天下。
1983年，周思聪在兰州讲学，鼻腔出血不止，被医生确诊为类风湿关节炎。此一病在思聪生命的最后几年促其作品向着女人，向着身为母亲之女人的情感深处拓展。为人妻、母，周思聪或许不能比其他女人做得更好，但是，她多了一个艺术的砝码，在艺术领地内，她将细巧、关爱、操劳、负重所有这一切一寓于画。故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淡淡的人物、淡淡的荷花都在情感深处酝酿了一种女人心事。这些表现在笔墨上，便是更加追求女人趣味——一个少女与母亲的。她之笔线或许还一如其师的慢与涩。但那身为女人的秀气以及母爱的温婉都非笔墨所能藏掖得住。当然，她也从未想过要藏什么，即便是雾水朦朦的雨荷，也从不弄玄。淡淡的心绪，淡淡的笔墨，淡淡的存在。不过，无论浓浓的早期作品，还是淡淡的晚年之作，在当代中国画史上，周思聪都不可能是一种淡淡的存在。印象之中，能够被批评家举为“民族的骄傲”的女画家或许只有周思聪吧。1985年5月，当她在中国美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全国美协副主席时，人们对其寄予的厚望天地共知。然而，造化弄人，老天只让她活了57个年头，除了捶胸，除了顿足，我们还能做什么?
李伯安
因了李伯安的存在，当代中国画坛不得不吞服一剂后悔药——这样的人才为何没能早日刻在自己的明星大道上？生前只是河南美术出版社的一名编辑的李伯安，虽然也曾以《日出》一作摘取第七届全国美展的铜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画坛并未给予他更多的机会。当然，也并非无人给其机会。西部基夫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其赴日办展，但他却连续三次拒绝了。这一拒绝既损失了外币，也使西部基夫抱憾而终。李伯安的拒绝中是否有深层的历史与文化原因，我不好说，但有一点，那时他正忙于创作巨幅国画——《走出巴颜喀拉》。全画高1.88米，长121.5米，共分《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十个部分。
这张画最初也是应收藏家之请而作的。可是，创作刚开始，收藏家就意外病故。画虽无了下家，但李伯安的心却沉寂下来，从1988到1998年，李伯安画了整整十年。1998年5月2日，画家倒在了自己的作品前，年仅54岁。一幅尚未完成的画，记下了三条生命——西部基夫、收藏家、李伯安。
《走出巴颜喀拉》“纪念碑式地展现了黄河哺育下的芸芸众生壮阔而缤纷的生活图景”。（冯骥才语）艺术手法上，除了借鉴西方的写实手法外，也借鉴了版画与雕塑的表现方法，进而使画中人物从完全的素描写实走向黑白块面。笔黑呼啸中，人物的造型有了巨大的体量。尽管笔黑塑造上，此画仍然刚硬有余，含蓄不足，但并不妨碍其史诗气度。言其史诗气度，不是指作品幅制的巨大，而是指其人文精神的包容量。若以大小论，且不说基尼斯，单是九届全国美展上的金奖作品——《民兵史话》的全作似乎也不比它小多少。《走出巴颜喀拉》讲述的不仅是朝圣的故事，而且是生命在路上的状态。
在穷庙富和尚的当下画坛，画家的富庶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李伯安却是例外。这既缘于他的疏于炒作，也缘于他主动放弃了很多挣钱的机会，比如出国办展卖画赚外汇。这一结果的最终结局是他的震世巨作——《走出巴颜喀拉》在其逝后，居然很难走出自己的画室。幸亏他的学生陈钰铭出头组织了一帮人，以个人的名义向国内一些著名画家发出募捐信。于是，他们有了一批画，又用这些画换了成捆的现金。世纪之交李伯安遗作才得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李伯安画集》也因此诞生在河南美术出版社。然而，画册的标价有些高了——560元的定价不是小数目，3000册的印数也太少。言其价高，不是说本书不值这个价，而是说，既然大家共举“义事”，那就不妨多印个万把册，再以成本价售出，或许，能让更多的人后悔——为没能更早认识李伯安。
王憨山
笑起来特慈祥也特有农民气的王憨山，属于那种“英雄老去，机会方来”的艺术家。
1987年5月，当他从家乡双峰背着两麻袋自己的作品来到长沙办展览时，已然63岁。如同现在的城里人喜爱杂粮细作一般，王憨山粗枝大叶的作品一下子火了长沙。一时，媒体蜂拥。然而，热闹的人们不知道，白天在湖南师大的展厅里红火的王憨山却要在夜里乘十多公里的汽车，投宿于火车站内一间有上百个床位的大房间，因为那里的床位一晚只收一元钱。虽然囊中羞涩，但作品却是干货，于是王憨山一发而不收。随后的几年，在广州、台湾、中央美院等地办展，可谓一路风光。不仅画坛之上的大小诸侯多有结识，就是故宫也藏了几张他的画。老先生来劲了，要到中国美术馆办展，然而，天不成人，长沙画展后，曾发誓用完一千担洗墨水，并要活到一百岁的老画家居然倒在了76岁的门坎上。
王憨山隐身乡村，却非地道的农民，他早年上过南京美专与杭州国立艺专。由于远离文人圈，栖身乡间，他的作品也就有了农民的质朴。他的画“不是为了形式，而是为了表达”。其作品用浓墨就如农村人吃饭时用大瓷碗一般自然。图式上有吴昌硕、齐白石的影子，作品趣味求憨、求稚，开人眼目，王鲁湘解读王憨山的文章题为“大风起兮”。不过，王憨山的作品固然大气，但其“大”就如农村乡野了无障碍的开阔，大则大矣，却缺乏山的高度与体量。由于这一欠缺，王憨山的画就如开阔的麦地总是掩不住地陇上的野草一样，在大气之中也留下了粗疏之憾。
王憨山的艺术信条是：“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因了这“六分读书”，王憨山的画格俗而不低。其题《菊花小品》诗曰：
自在心情盖世狂，开迟开早又何妨？
种花何必高三尺，不想凌云也傲霜。
有了这等诗境，即使涂鸦也不会丢了身份。
翟荣强
翟荣强是那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艺术家。之所以要用“那种”这个词，是因为他代表了画界之中的一个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地方名家。他们多系野路子出身，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学院教育。在盛行学术主持，策划人批评的时代，主流画坛对其存在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较之我已然而且即将谈到的诸多名家，他们的名气连小拇指都不敢伸一下。但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他们不仅构成了画坛的大多数，而且，也大都独擅一技，也就是独能。而术业一旦有了专攻，也就很容易地有了局部的深刻。
现为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的翟荣强主攻花鸟，尤擅牡丹。于彼牡丹，忆明珠先生有词赞曰：
花大如斗！
胆大如斗！
敢红，敢绿！
敢让百花先，
敢殿三春后。
“斗”、“胆”之下，连用四个“敢”字，足见牡丹之豪。但是，观诸画史，历隋唐宋元而至明清，各代牡丹高手均略此“豪”。所谓的“浆深色浓，万豪齐力”也只是笔意之赞，绝非牡丹之誉。那原本豪气干云的牡丹，百千年来，也只能做做雍容富贵的宫闱之态。如此之态，未待武后发令，想必已然献媚于前了，何来东贬洛阳之佳话？清末龚定庵曾叹梅之病久，今日观之，牡丹之病尤甚于梅。一病千年。
虽不能说及先生出，牡丹之豪方才一鹤冲天。但翟氏牡丹的确是迎风怒放的。若以天气播报员之口言之，便是风力五到七级。如此狂风下，自然也就有了精神的力度，所谓风雨见精神。难怪翟氏要喜爱李方膺的诗句：“挥豪依旧爱狂风”，并且写了一篇题为《不是我，而是风》的创作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应该说，当今画坛上，翟荣强关于牡丹真精神的把握还是有其独到的。但是，“历代画坛都被无行文人侵占了。敦煌壁画画得那样好，其作者没有名声。历史上不知埋没了多少聪明有才智之人！民间画家往往遭遇不耦。”（石壶语）看来，翟荣强也似乎难于免此“不耦”。当然，石壶之言不免偏颇，但是，一旦我们假学术之名而对之不屑一顾时，是否又在走向偏颇的另一极？
由于自身文化素养的不足以及主流画坛的不屑，翟荣强这一阶层的画家往往背着俗与匠的恶名讨生在一省一市，有人讥之为“地方粮票”。然而，我之所以要在此不避庸俗地谈论他们，是因为我不想忽略一个基数颇大的存在，如果有人能够就这一存在探讨其与主流画坛的深层关系，或许也将善莫大焉。附带说一句，翟荣强是我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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